这里的人是由情和性两方面构成的。

[14] 最后，从法官助理所发挥的其他积极作用来看，年轻的法官助理可以为审判工作带来新鲜观点与前沿思维，在裁判文书、审查报告及审判调研等工作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23]以上海为例，上海各法院的办案量差异最大可达到10倍之多。

第一种模式将法官助理配置给法官，可以形成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较为固定的搭配，有利于培养两者的工作默契从而提高工作质效，也能给予法官助理相对稳定的环境来锤炼自身的司法技艺。由此可见，全部以公务员序列招收法官助理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有必要拓宽法官助理的来源渠道。首先，从优化审判人员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一线办案力量显著增加。至于具体如何设定限权法官，本轮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已为法官助理设置了职务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高等法官助理（一级、二级、三级）、初级法官助理（四级、五级）。【注释】 *吴思远，华东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博士研究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司法研修助理。

[13] 再次，从建设专业化法官队伍的角度来看，法官助理作为法官队伍的储备军，在为审判工作服务的同时，也充分受到了来自法官的言传身教，对自身素质和审判能力的提高都有着推动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法院队伍稳定性、专业性的建设。[26]古埃及第18王朝第6位法老。

[19]虽然这种影响的详细图景还需要考证和细化，但基本的线索已经被描述和勾勒出来了。伤其一眼，应赔偿银子一明那。[4]详细论述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林志纯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英译者序言，第1页。此文字有88个符号，其中大部分来自线形文字A。

然而，中外学术界最新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古代文明的延续期，也是近代文明的孕育期。大量村庄群落人口迁入城市居住，就必然带来了各地风俗习惯的交汇、融合，为了治理好城市，还必然要进行比较、选择，以制订出最优化的法律规则。

[35]比如，《十二表法》第八表中有这样的规定：假如他做了不法的事（Iniuria），罚金将是25（阿斯）。而这些法律行为，已经由在克里特岛上出土的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时代的赤铁矿圆筒印章所证明。但是，经过王国维（1877-1927）、顾颉刚（1893-1980）、郭沫若（1892-1978）、徐旭生（1888-1976）、徐中舒（1898-1991）、苏秉琦（1909-1997），以及李学勤、刘起釪、李民、郑杰祥和孟世凯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尤其是被视为夏文化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中商王朝世系为甲骨文考古所证实，等等，学术界基本认可了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古代文献中所述夏王朝的王系、制度和立法的真实性。[4]但是，如果我们把人类在立法时对各种法律渊源进行比较、选择、吸纳等活动看作是法律的早期比较活动的话，那么，比较法的萌芽则可以追溯到更早，即人类法律产生之始。

此时，比较法已经从萌芽，发展为一种立法时离不开的重要活动。一般而言，学术界都认为，米诺斯文明受到了埃及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法律的影响）。[12]Robert Chadwick, First Civilizations: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Ancient Egypt 34（2d ed., Equinox, London Oakville 2005）. [13]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vol.1，2（Raymond Westbrook ed., Brill 2003）. [14]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vol.1，8-10（Raymond Westbrook ed., Brill 2003）. [15]同注11引书，第310页。[7] 比如，公元前35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苏美尔人（Sumerians）就建立起了最早的城邦国家，但这一城邦国家，是由基什（Kish）、乌鲁克（Uruk）、乌尔（Ur）、尼普尔（Nippur）、拉伽什（Laga?）等若干城市联盟（酋邦）组建而成。

因此，定居于巴比伦的希腊僧侣、历史学家贝罗苏斯（Berossus）[29]就此曾写成《巴比伦史》（又称《巴比伦尼亚志》）一书，宣称：塞琉古王朝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继承人。一方面，埃及立法影响了地中海中靠近希腊本土的克里特的立法。

由于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它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强烈的海洋性和开放性特征，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关键词】 比较法，早期史，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法律文明史 众所周知，比较法（Comparative Law），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的产物。

在美索不达米亚阿斯马尔丘阿布神庙的阿卡德地层中出土的圆筒印章，它的造型艺术具有印度河文明的特点，由此建立了与同时代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城市的第一个年代联系，可为一例证据。阿蒙霍特普三世在约6至12岁间登基，他继承了图特摩斯三世的事业，在他统治时将第18王朝进一步推向繁盛。[28]同注25引书，第149-151页。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的先后登场，使罗马法得以在西欧大陆迅速传播、普及，并使法律的比较活动广泛开展，因而为近代以后比较法的发展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我们从现今西亚地区所出土的反映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楔形文字泥板中可以看到，其关于法典、法令、政府执法文件，契约文书，以及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泥板，占据整个出土泥板文献的95%以上。首先，如果士兵自己有经济能力，则自己（通过其亲属）支付赎金。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法律影响雅典立法、雅典立法在制定自己的法律时，比较、借鉴前者的法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政治上，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和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公元前312-前64年）的君主均采用了东方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专制体制，在客观上促进了古代西亚和希腊的经济联系和法律文明的交流。

这就是： （一）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克里特（Crete）法律之间的互动 最新考古学的成果揭示：远古时期不同地区之间法律的交流实际上已经很频繁，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罗马《十二表法》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代近东法，尤其是《汉谟拉比法典》的传统。

[28]这里，虽然大量论述的是埃及和迈锡尼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但在此过程中，法律的交流，以及各自立法时对双方习惯法和成文规范的比较、选择和吸收，应该也是可以肯定的。《埃什努那法典》是其国王俾拉拉马（Bi- lalama，统治时间约在前1980年前后）执政时制定的。

之后的商王朝和西周，仍然是多元部落酋邦联盟国家，至于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比较活动更加频繁，中国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第一部法典（法学著作）《法经》，就是公元前5世纪末魏国相李悝在比较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文献记载：是时（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1] 但比较法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得更加久远。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鲍尔在《古代世界史》[25]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一点。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强调了对各个国家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极端重要性。在古埃及的31个王朝中，第18王朝是延续时间最长，版图最大，国力最鼎盛的一个朝代，而图特摩斯三世则是这个王朝的集大成者。

[22]而在这种法律的交叉影响中，法律的比较、选择等活动，也应该是存在的。190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比较法大会，从而标志着比较法的正式诞生。

[20]虽然我们不能下结论：这是两个地区立法比较的成果，但两地法律制定时互相受到影响则是可能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确实的文献和实物。（四）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对古代罗马法的影响 中国亚述学学者于殿利在《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一书中，[33]从历史学和考古学两个角度，详细地阐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对罗马法的影响。

又如，在克里特的坟墓中出土了早在公元前1500年迈锡尼的房屋建造的设计样式。因此，古代埃及在立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各个不同氏族部落酋邦的法律进行比较、选择、采纳则是可以肯定的。比较法的萌芽，或者说在国家形成、文明诞生的过程中，[18]立法活动中的各国、各地区的法律比较，带来了早期古代国家法律的巨大进步，成就了古代社会首轮第一批优秀成文法典的诞生。[21]该宫殿标志着在东地中海诸文明间交叉繁衍的结合点。

[14] 《汉穆拉比法典》和《埃什努那法典》关于阿维鲁（Awīlum）的身份地位规定，是这种立法比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38]同注24引书，第435-436页。

同年，法国创立了比较立法学会，1895年，英国也建立了同名的学会，并发行自己的刊物《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最后，如果所在地的神庙也无力支付，则由国家出资将其赎回。

五、结语 以上我们对19世纪末比较法正式诞生以前的早期史，即自人类法律文明诞生，早期国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所进行的比较活动的历史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倪正茂：《比较法学探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